预算352万 广州大学采购清洗机、离心机等实验室仪器

[内容摘要]施米特政治宪法理论是其保守主义政治思想体系的重要构成，也是魏玛德国国家法理论流派中极具挑战性的一支。

[2] 参见陈端洪：《宪治与主权》，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5] 特别是戴雪，他为英国的不成文宪法恢复了名誉，成为英国宪法的原则编撰人，主流观点认为他是英国法治主义的代表，但笔者以为那只是普通法层面的一种概括或面向，他在宪法学上属于政治宪法学的范畴，初步的评论参见田飞龙：政治宪法学评论三篇，载共识网http://21ccom.net/articles/zgyj/xzmj/article_2010121426334.html。

另外一种是以北航法学院高全喜教授为代表的、侧重英美早期现代的政治思想史进路，代表性学术成果为《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2009）以及若干篇主要的演讲论文[3]。[36] 关于政治宪法学的规范性，参见陈端洪：宪法学研究中的政治逻辑，载《法制日报》2012年12月12日。如果火候掌握不当，则可能重启革命进程，因为制宪权就是主权的宪法化身，就是创造奇迹的那种力量，就是被标签化为人民意志和人民声音的那种特定化的显现。2000年的《重新思考自由主义》则是对自由主义进行持续的理论反思的若干片断的一种汇集[9]。贝拉米的共存而优先的常态政治宪政主义的理论建构，尽管没有在任何意义上直接涉及中国宪法，且其理论本身也存在诸多可商榷之处，但其侧重民主建构的宪法化（constitutional）和生成化（constitutive）的政治宪法思路对于正在成长中的、尚聚焦于制宪权而并未进入关于中国宪法之常态化建构的中国的政治宪政主义和政治宪法学而言，应该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除了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霍布斯、苏格兰启蒙群体以及戴雪[5]之外，当代政治理论家中的理查德·贝拉米（Richard Bellamy）就是一个重要的代表，陈端洪和高全喜两位教授均曾在自身的政治宪法学理论叙事中明确参考或重述过贝拉米教授的《政治宪政主义》[6]一书中的有关论证。有一种根本的或在根基处涌动的力量或能量使政治统一体处于不断形成、不断被创造的过程中。许多备受欢迎的改革无论是关注写作技巧、决策分析、管理、商业与财务能力、时间管理还是跨文化交流的能力上，均强调法律教育与实践之间的紧密关联。

我们追求纯粹的学术探索，对社会的法律运行进行批判，并有助于法律职业。这一建议不仅来自金融和私人投资基金领域的人士，而且来自于诉讼和商法领域的专业人士。法律代理既是一种特权，又是一项与律师，法庭官员和接近政府、商业机构的专家之专业技能相伴，并作为正义工具的义务。这本并不容易，所幸现在对决策分析和有限理性的研究正方兴未艾。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身在此处的缘故：我们都想要迎接培养新时代法律人才的挑战。我总是想起美国棒球英雄尤吉?贝拉（Yogi Berra）说过的话：未来不是往昔。

一些人极力主张高中毕业之后，即可开始法律训练或为之做准备，而另外一些人则主张将其挪到取得第二个高等教育学位期间。年轻的律师接着问，如果您不介意地话，我想问您，如何才能经常做出正确的决定？合伙人回说，是经验。因此，我们需要可以发现或制造的任何工具来缔造一种在经济、精神和道德上具有可持续性的法律工作环境——并创设支持人类创新和繁荣的法律。它将广泛的互动置于教学经验的核心地位。

然而，我们尚未准备好去书写历史——而且，此刻，改革方向亦不甚明确。所有这些一定意义上表明，世界的多重变奏使得我们这山望着那山高。为此，我们须将判断的主题作为法律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要培养学生的宏观和微观视角，使之既知道去寻求未来的趋势发展，又能注意到个别的动态变化。

至关重要地是，传统的法律训练已经能够很好地让律师倾听当事人的意见并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以解决问题。我向本次会议筹备者的远见卓识，及会议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致以崇高的敬意。

而法律教育只有当我们严格地经验评估我们所作所为的效果时，才能取得进步。什么使得今非昔比？一个危机正迫在眉睫：由于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和动荡，提出了一个有关法律教育之价值命题的真问题。

当谈到严谨治学及审视我们的教学方法及效果时，我们的所作所为会让人看到法学院是何等的幼稚。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芝麻街制作团体自我修正了事物与其他事物的与众不同之处来来教导我们，这取决于比较基点是什么？（是否）家具？（是否）被用于学习？ 3、考虑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或争议时做出决定。合伙人的回答是，做出错误的决定。否则，好的观点无法变得更好，变革和新的方向也无从开始。法律教育已经相当完美，但它可以变得更为卓越。

. [6] Email from David Wilkins, Lester Kissel Professor of Law, Vice Dean for Global Initiatives on the Legal Profession, and Director of the Harvard Law School Program on the Legal Profession (Oct. 13, 2010) (on file with author). [7]普罗克汝斯忒斯之床，来自于希腊神话。在多背景的团队中合作设计出创造性的且时常是协商后的解决方案。

并且，仅当其后的不同时间，批评性地审视每一个观点、进行检验、查究或拒绝。[6] 与医学不同——它们的结果成败相对易辨明，要评估法律职业和法律教育的成功，我们还要做许多基础性的工作来建构一个规范性的基准。

下列趋势将长期存在： 1、在经济、法律和专业服务的供给、生物制剂及计算机病毒的传播方面，市场、商业、诉讼和仲裁的全球化趋势明显，并伴以资本与人力的联系增强和大规模流动，在地缘政治（geo-political）与经济权力之间飘摇不定的文化、道德和价值的冲突，以及中国、俄罗斯、印度及巴西（金砖四国）的实力增强和崛起。同样，从事法学教育事业的我们要将学生看成是一个完整的人，他们具有精神和物质需求、法律之外的知识、饱含激情又心事重重。

我们已经做过下列正确之事：在我们共同迎接所面临的挑战时，我们教导人们如何利用分析方法和常识。如果我们尚未达到那样的状态，没关系——让我们完全将判断摊开来认真对待，我们不仅可从自身的错误中，还可以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习经验。最近有关学习的研究突出强调，参与和记忆之互动的重要性——它们是学习的关键要素。我非常确信，我们可以在这些变化中共同发挥关键的作用。

该节目长期以来播放一首插曲，其歌词是曲：下列东西中哪一个是与众不同的？[3]仔细瞧瞧，是一张床，一本书，是一把椅子，还是一张桌子？知道了——是哪一个呢？ 很好。对于那些认为这种法律人是感情软弱的软蛋的人来说，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5] 我们所抵达的这个时代，已经无法承受年轻法律人在外所犯的大量错误。因此，一些人呼吁缩短正式教育的时间，而另一些人则力主延长培训时间，从而容纳攻读联合学位可能所需的时间，如攻读商学和金融学，或其它学科的联合学位。

有限的就业机会，以及大型的跨国律所重新调整开支、培训和工作，教育的收益能否抵偿成本呢？卡内基教育基金会（the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2007年度的公开报告《法律人的教育：为法律职业而准备》，激起了热烈的讨论，即如何更好地处理法律教育的认知性、伦理性以及实践性维度（dimensions）。创造性源自于法学院的独特地位，它是理论与实践、法律与正义、理念与需求之间的桥梁。

而床不是用来学习的——或者可以？） 进行类比与区别，比较与区分——教育2-7岁孩子的课程内容，正与我们在法学院里所教授的内容一样。毫不夸张地说，有些会议的批评确实过分。同样，这种教学法能够养成一种寻找对立论据并预测和理解论点另一面的习惯。第三，我们要帮助学生成为联系 部分和整体的专家。

正是出于这一需求，我们为社会设定职业背景和规制结构，我们应尽可能多地了解真实个体的激情、希望和害怕。仅当教育的中心任务在于关注其人性，我们才能够指望他们用法律来服务人道。

我们寻找到能够兼容利益冲突和解决矛盾之道。比起记忆所及的任何时刻，法律人更需要导引方向，为解决影响我们所有人的紧迫问题开辟道路。

在我看来，将我们引领至此的是更为深层的变革模式。我相信，当今天的所作所为载入史册——且必将载入史册，它将会作为法律和法律教育改革浪潮的关键性事件而为人所铭记。